东西部纺织业：对民工的争斗战刚刚开始

　　春节过后，义乌用工需求缺口10万人左右。

　　其中，针织行业就占了30%。

　　“最需要挡织工。”义乌市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黄金辉说，尽管月薪3000-4000元，但仍招不到人。

　　同样，绍兴服装工人缺口也很大，今年春节后有企业招不到工人，就招新手。

　　“技工缺口在10%左右。”佛山纺织行业协会秘书长吴浩亮说，尤其是一些小微、民营企业，“今年春节后返工率只有50%左右。”

　　“整个广东都缺技工，”中山大学港珠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说，春节之后东莞至少有1/3的外来工没回来。

　　“过去几年是技工短缺比较严重，但今年普工工资上升比较快，”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中心张宝颖说，2013年广州普工和技工工资分别上升7.8%-12.5%。

　　民工去哪里了？

　　一位温州市鞋业公司，本打算在贵阳招700人，但只有80多人达成意向，最后来温州的也不足10余人。 

　　这样感觉，张宝颖也深有感触。

　　“去年4月去外地招工难时，我们觉得可能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，”张宝颖说，但后来发现，湖南、江西等地，都开始打自己的牌，留住民工。

　　的确，东西部民工争夺战开始了。

　　“浙江月工资水平为1200元，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；而芦山县月工资800多元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算下来劳动力价格基本相当。”芦山通达纺织公司副总经理何生贤说。

　　“农民工回流现象已经出现。”四川省资中县就业局长张兴民说，资中县到沿海打工比例已由过去80%，缩小到现在的40%。

　　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一份统计也显示，重庆农民工到东部地区的人数，较上年减少约7.4％。

　　显然，东部企业的产业转移，给他们带来了机会。

　　庐江县力拓体育用品公司老总黎纳新，就是原先在外打工多年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，选择回家创业，生产运动手套。

　　返乡农民工，则首先成为他的员工。

　　而2009年开始，“我们村办了服装厂和砖厂，解决了70多人的就业。”湖南慈利县零溪镇象鼻村党支部书记说向平华。

　　“所谓幸福，是无留守儿童，无空巢老人，夫妻留在家恩爱。”

　　而东部，作为城市外来者，收入微薄，还要付出生活费、住宿费和车费等，却享受不到住房、医疗、养老保险等城市保障，奋斗几十年，仍然没有归属感。 

　　“在户籍制度条件下，他们没有可能没有保险，只能回老家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，这让外来务工者不得不回流。

　　其实，西部也早已缺工。

　　比如，陕西省职介中心今年1月份调查发现，监测企业用工满足率为47.71%，比去年12月减少了1.73个百分点。

　　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2年我国15-59岁劳动年龄人口，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，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.2%分点。

　　2012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出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下降，老年人、未成年人总人口比重开始上升，人口红利窗口加快关闭。

　　“这一迹象预示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正在临近。”北京大学教授陆杰华说，用工紧缺将更加突出。

　　“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且新生儿偏少，40岁以上的劳动力数量较之前多，而30多岁及以下者数量增加较此前少，这是导致部分地区和企业结构性招工难的基础原因。”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说。

　　而企业需求量大的主要是18至25岁的年轻女工，这部分劳动力总量低速增长的同时，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，又使每年约500万名的青年进入大学。

　　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很多不愿到工厂上班，导致“大学生就业难”与“民工荒”并存这种奇特现象的出现。

　　其实，随着年龄结构的变化，生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独生子女们，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，已占到务工者的70％。 

　　“中国的第二代民工已登上经济舞台。”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说。

　　显然，区别于“有工就打”的第一代民工，第二代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，“是否选择打工”，“选择哪个地方打工”，“打什么样的工”——作为“理性经济人”选择更加多元，他们自我价值意识也更为明显。

　　由此，除了工资福利外，他们对工作环境、发展前途有着比父辈更多的诉求，也不甘心只从事生产一线的辛苦工作。

　　显然，对这些求职者来说，服装行业通常意味着劳动时间太长。 

　　姚文龙几年前第一次接触服装企业，听到厂方说“三天一休息”，不免亦喜亦忧：喜则以如此轻松，忧则以能拿多少钱。 

　　后来他才明白：所谓休息，是指当天晚上不加班，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，让他感觉到了时间的不自由。  

　　河南姑娘顾秀云在一家服装厂，为400件衣服上袖子，每月可拿到1500元；同样劳动强度的活，她在电子厂的同乡，月入可达近3000元。   

　　“这是一个渴望新知、学习能力强的农村精英群体。”中山大学教授刘林平说。  

　　“对待民工荒要转变思路。”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湛新明说，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，完善劳动力市场，把短工变成成熟的“蓝领技工”。

　　而“企业如不能满足这些年轻人的需求，他们就很容易辞职另谋高就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局部地区出现‘招工难’。”他说。 

　　这对企业用工带来了挑战，不仅找人难，并且工资高。

　　事实上，2012年各地农民工工资已快速增长。

　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12年全年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2.5%，全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6.3%。 

　　其实，普工的日薪需要达到100多乃至120元甚至更多。

　　“平均一个产品的成本中35％是劳工成本，劳工成本上升20％的话，公司的整体利润将下降7％，而近年来每年的劳工成本都上涨20％-30％。”东莞润田服装公司总经理洪启辉说。

　　“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，一次性工资增长的承受能力在10％-15％，”理实国际集团（中国）咨询总监、合伙人李东眉说，中国劳工成本已经持续数年上涨，所以部分企业已经承受不了。” 

　　于是，很多企业开始了迁移。

　　“我们1990年从台湾将工厂迁到广东，当时工人月薪只需200元左右，”一台湾湾企业说，如今翻了10多倍，尤其是金融危机后，用工成本上升更加迅猛。”

　　而印尼工人的月薪大约300美元，越南则是250美元左右。

　　产业转移，也许是条出路。